2014年7月的炎炎夏日里，在北京东三环附近的京城大厦中信集团总部办公室，孔丹两次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孔丹，江西萍乡人。经济学硕士，曾任中信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孔丹长期就职于以金融为主业的控股公司中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熟悉金融市场，也是著名金融学家。

67岁的孔丹腰板依然挺直。与过往媒体对他“沉默”“神秘”的描述颇为不同，记者眼前的孔丹轻松、风趣。他很有语言天赋，各地方言顺手拈来，谈到兴起时，还会模仿一些高层领导人操着方言说话。

1966年8月，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成立，孔丹任“司令”，4个月后孔丹被抓进监狱。孔丹认为“西纠”影响到了自己的大半生。

记者：你曾在一次小范围的读书会中，谈过“一代人的政治交代”这个话题，去年你的口述史著作出版，这本书叙述了你60年的人生轨迹，这算是一种政治交代吗？

孔丹：的确谈过这个话题。我当时感觉这个题目有些大。什么叫做一代人？我想我们共和国的缔造者应该算做第一代。他们后面就是我们这一代了。

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五代领导核心，其中锦涛、近平同志从年龄上讲，应该算和我们是同代人。那么，我们上一代给我们留下来的政治交代是什么呢？我想就是让我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走中国道路，不能走别的路。

上一代人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才使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实现了民族独立，国家统一。他们那一代人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是有个政治交代的，就是走中国道路。所以，如果讲政治交代，这就是他们那一代人的政治交代。

但我们这一代人有资格说政治交代吗？如果说有，无非是把我们这一代人所承担的问题提出来，为历史留下存照，为思考提供素材。这也是我搞口述史的原因。

但这不能算是政治交待吧。我只能就我个人的一些经历来谈一下我的体会。原本我没有要写这个口述史的意思，该做的事做了就行了，好坏由人评说。但有两位好朋友特别希望我把我所经历的一些事情记下来，尤其是事关我在文革中的一些经历。

一位是王岐山同志，他多年前就跟我说：关于文革中西纠这一段还就你最了解，别人讲的都不够权威，还就得你来把这段历史记下来。

岐山几年来时有催促我。2013年10月口述史这本书出来之后，我送给他看了，算是交了一个账。

孔丹口述史《难得本色任天然》

对这本书，王岐山还是很肯定的，说非常好。因为历史是一个拼图，你提供的虽然只是一个侧面，一个人的历史角度，但是如果大家都尽了这个责任，就可以形成一个总拼图，历史的全貌会清楚些。

还有一位是马凯同志。那些岁月是我们共同经历的。他看到对我们那段历史的记述和评论有很多是杜撰，甚至是扭曲，他就跟我说，咱们这一代人的经历应该有一个基本真实的历史面貌，不能任人这么信马由缰地去写，至少得有个当事人的态度。这也是我写这个口述史的另一个缘起。

马凯也看了这本书，他也挺肯定。用他的话说就是很多事儿说清楚了，恢复了历史本来面貌，至少为后人的评说留下了根据。

记者：那你如何总结自己这60年的人生经历？

孔丹：我这个人一生所经历的事多半是被裹挟进去的，是被动参与。比如在高中时闹事，是跟着高三的学生走的。文革中成立红卫兵，其实我是反对的，后来社会秩序乱了，警力军力都无法应对当时混乱的社会局面，为了那个时候的秩序维持，我们搞了西纠，搞了以后就一直很被动，最后弄到家破人亡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