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二代”这个词对我们不公平

问：众所周知，在政治上，有政治导师这么一个说法，对习近平来说，他的从政生涯里边，首先有他父亲习仲勋，再后来遇到耿飙将军，这些革命先辈对他后来政治品格的养成应该有很大影响吧？

耿莹：这个应该是大家都承认的，他自己也承认的。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他底板好，这是主要的。

要我说，一个调皮捣蛋的二流子，就算跟我爸爸十年，也许也能改造过来，但是他不一定能改好。近平之所以那么优秀，首先，我觉得是他的底板好。我们都属于父一辈、子一辈的关系，彼此都很了解，不管是他的家庭熏陶也好，还是他本人的本质也好，都是过硬的。

他跟着我父亲三年多，从1978年到1982年（观察者网注：据《博客周刊》报道，习近平作为耿飚秘书始于1979年春；另据新华网习近平简历，习近平任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秘书时间段为1979年至1982年），这段时间他也学习了很多东西。他很好学，有种向上的冲劲儿，并且很愿意学。所以有这样的机遇给他，在他这一生当中应该是一段不可磨灭的经历，是很宝贵的。那段时间，不管我父亲是到国外也好，在国内也好、港澳也好，他都跟着一块去。他从那会开始，就已经养成一颗红心，而现在把这颗红心再交付给人民，我想这是他的一个使命。

现在有些人说我们是“红二代”，我是这样认为的：父亲的光环始终是父亲的，父亲的功劳也只属于他，跟我没关系。谁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姓“耿”，姓“耿”不是我能选择的。

我身上只是有父亲的血肉和他对我的影响、对我的栽培教育而已，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东西。能说我是他女儿，我就有功劳？就了不起？不能！我愿意在农民家里当一个小女儿，这不是也挺好？但是事实已然是这样了，我觉得我们应该有更多的责任和使命在里面。

“红二代”这个词，包括以前的什么“高干子弟”、“太子党”，这些词对我们来说不公平。每个人都有生的权利，我们也有，而且每个人的父母都是自己没法选择的，就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姓“耿”。外界应该是平等对待我们，不管是“几代”。

如果我做错了，外界要指责我，我没话说，因为我做错了。但我跟大家都一样，没做错，外界凭什么指责我？这样不公平。我们这群人从小就被人家特殊化，其实我们并不特殊。

刚才我说了，我们共和国再也没有像我父亲这样的这一代人了，我还得说我们共和国再也没有像我们这一代人的童年了。我们的童年怎么过？特特姐姐（李特特，原国务副总理李富春之女）14岁就成为了轻机枪手，在零下四十多度的天气里，跟德国鬼子干了八年仗。（原文如此）现在的年轻人还有这样的童年吗？

虽然我的童年没有特特姐姐那么光辉，但我的童年也很艰辛。我的童年是在我父亲的马袋子里渡过的，他骑马打仗就把我带上，空了就摸摸我的小脑袋，在就在，不在就拉倒。你们现在还有这样的童年吗？没有。外界凭什么对我们不公平？

当然，现在不管人家对我多不公平，我也一笑了之，因为我有自己生活、自己人生的轨迹，我有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责任，我做好我自己就OK了。我不妨碍大家，不去麻烦人家，也不去麻烦好朋友。像近平，我不会去麻烦他，我也不会去给他抹黑，当然，别人抹黑他，我也不允许，就是这样。

“不能忘记人民”才能回答“耿飚之问”

问：据我们所知，除了“钱学森之问”以外，其实还有一个著名的“耿飚之问”。1991年，面对陕甘宁边区告状的老百姓，您父亲问当地干部，在座这些干部如果哪一位犯了事，老百姓还能为你们求情吗？

您认为，如今该如何回答“耿飚之问”？

耿莹：父亲和母亲在一起生活几十年。到了上世纪80年代，他们退休后，想回去看看老乡，看看他们当年结婚的窑洞。而且，对于甘肃庆阳，父亲也是很有感情的。他在那儿工作了八年，刚开始是跟国民党的一个将军在那儿打了八年仗，直到最后把那个将军赶出去。

后来有一天，毛主席找到爸爸，跟他说：“小老乡，俗话说，鸟有巢，你知道我叫你来干吗么”？爸爸想了半天回答：“我明白了，是不是要在我这儿建根据地”？主席连忙说：“对头，对头。”于是父亲就在庆阳建立了根据地。

应该说，庆阳是个小城，面积很小，而要建根据地，需要大部队进驻，最基本的基础设施，比如卫生院、比如官兵宿舍什么的都得有。爸爸没有被这些问题难倒，没有住的地方，他就带人挖窑洞。8年时间，爸爸对庆阳这块土地产生了深厚的感情，退下来以后，自然想回去看看老乡。

爸爸回乡，路过兰州一带的时候，各地的领导都去接他。到庆阳以后，很多老乡告状，但是干部们、公安们都把他们统统赶开了，但是父亲看在眼里。爸爸是侦察兵出身，眼睛“奸”得很，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悄悄让我妹妹出去接一个老乡的告状信。

我妹妹出去后接了两封告状信回来。看后，我父亲就发怒了，说：“这是证据！”。在一次会议上，爸爸就问下面的地方干部、领导，“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50年前，我们的129师385旅就驻扎在这里。我们的一个小战士犯了个错误，拉了一下房东小姑娘的手。就因为这事，我们要把他绑出去枪毙。

当地老百姓得到这个消息以后，都跪下来，替这个小战士求情。我问你们，如果你们现在犯了错误，还有没有老乡给你们求情？你们谁告诉我，有还是没有”？他意识到干群关系恶化这个问题了。他的这一问，影响非常非常大。

要知道，我们的部队在解放战争时期是没有后勤的，什么时候才有后勤？抗美援朝的时候我们才组建，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一次打仗、每一次解放城市、每一次打日本鬼子，都是当地老乡给我们当后勤，我们的吃喝拉撒睡全都由老乡来管，老乡对我们这是什么感情？

现在当官了，只顾自个儿贪污腐败，只顾自个儿舒服，而老乡却穷得吃不上饭，这难道不该杀头？所以习近平上来以后，大肆惩治贪污腐败，就是要为人民、为我们所有的老乡说句公道话。

我们不能忘记人民，我父亲总说，他永远是人民的战士，综观他的一生，他做到了。你看，他八十多岁了的人了，为什么去世之前还念念不忘为农民服务，就是这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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