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协助我草拟人民行动党的党章。在1954年11月4日于维多利亚纪念堂召开的首次会议，她召集了创党成员的妻子，为要上台的人缝制徽章。我第一次在丹戎巴葛竞选时，我们在欧思礼路的住家，成为分配由支持者提供的车辆载送选民到投票站的总部。她警告我不可以相信我的新伙伴，也就是由林清祥领导的左派工会人士。对林清祥从未派他们的中学生助手到丹戎巴葛为我助选，却要求使用我的支持者提供来载送丹戎巴葛选民的车辆，她感到愤怒。她有辨识一个人的性格的特殊能力。有时候，她会警告我提防某些人，结果证明她通常是对的。

“她会警告我提防某些人，结果证明她通常是对的”

当我们快要加入马来西亚时，她告诉我我们不会成功，因为巫统的马来领导人有全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他们的政治也是以种族和宗教为根本的。我回答说我们必须取得成功，因为我们没有更好的选择。然而，她是对的。我们还不到两年就被迫脱离马来西亚。

当分离近在眉睫时，律政部长巴克负责草拟相关的法律条文。但他没有纳入联邦政府保证遵守公用事业局和柔佛州政府之间的两项水供协定的承诺。我请芝把这加进去。她草拟了这项承诺，作为马来西亚联邦修正宪法的一部分。她用词精准和严谨。这项修正条文成为分离协议的附录，我们并在联合国把它记录在案。

当时的共和联邦大臣亚瑟·巴谭里（Commonwealth Secretary Arthur Bottomley）表示，如果其他联邦要分离，他希望他们的作法能够像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一样有条理。这是对巴克和芝的专业水平的赞赏。每次马来西亚的马来领导人恫言切断水供，这个马来西亚政府在宪法里作出的清楚和庄严的承诺都会让我感到放心，因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会站在我们这一边。

第一次中风后，她失去了左边的视野。这影响了她的阅读速度。她学习适应，以一把尺来帮助她阅读。她每天傍晚都游泳，并保持健康。她继续陪我出国，中风后仍维持活跃。她同家人和老朋友保持联系。她听她所收藏的音乐光碟，主要是古典音乐，加上一些经典金曲。她幽默地把生活分成“中风前”和“中风后”，就像“公元前”和“公元后”。

两人晚年合影

她对同她有交往的人都很友好和关切。她同她的女性保安人员谈笑，并以友善和开朗的方式纠正她们的英文文法和发音。她在国立脑神经医学院时，这些前保安人员前去探访她。我在这里感谢她们。

2008年5月12日的第二次中风对她的健康影响更大。在一组杰出的医生、外科医生、治疗师和护士的帮助下，我鼓励她和为她打气。

她的护士、保安人员和女佣，都因为她的热情和体贴而非常喜欢她。她咳嗽时会用小枕头掩着嘴巴，她担心她们会受到感染。

她的头脑还是清醒的，但声音却变微弱了。我吻她的面颊时，她叫我不要太靠近她，以免感染到她的肺炎。我告诉她不用担心，我的生活活跃，医生说不太可能受到感染。在医院里收到一些桃子后，她吩咐女佣带一个回家让我在午餐时吃。我是她的生活的中心。

2008年6月24日的电脑断层扫描显示，她的右脑再次出血。药物和手术已经没有多大的作用，只能尽量让她感到舒适。

我在2008年7月3日把她带回家。医生估计她只能支撑几个星期。她却在两年三个月后的10月2日才逝世。

她保持清醒。这段时间让我和孩子逐渐接受不可避免的事实。在最后的几个月，她的功能衰退，她不能说话但仍然清醒。她每晚都期待我跟她讲话。

她告诉我她的最后愿望，是吩咐孩子把我们的骨灰放在一起，就像我们生前不分开一样。

她最后两年的生活是最艰难的。在接连的小中风后她卧床不起。她不能说话，但还是清醒的。每晚，她都会等我坐在她身边，告诉她我今天做了些什么和唸她最喜欢的诗。然后，她才会安睡。

对我们在一起的63年，我有珍贵的回忆。没有她，我会是个不同的人，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她为我和我们的孩子奉献一生。我需要她的时候她总是在我身边。她度过了充满温暖和意义的一生。

我应该从她有意义的89年生命中得到安慰。但在这最后告别的时刻，我的心是充满悲伤的。

李光耀与妻子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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