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所说的都是投诚者尤怀首鼠两端之心的例子。这种情况并不少见，特别是解放战争初期国共胜负之数尚不分明之时，更是如此。当时曾有过几次国民党军战场起义，其中比较著名有郝鹏举起义、海城起义和邯郸起义。1946年1月，郝鹏举起义，一年后又叛变，杀害了中共派去工作的老党员朱克靖等人，然而不到两周郝部就被华东野战军一举围歼，郝鹏举本人亦被抓获，后在押解途中因企图逃跑被击毙（一说是经华野上层授意处决）。海城起义，是1946年5月30日国民党滇系第184师在东北民主联军围攻压力之下，由少将师长潘朔端率领师部直属队和第552团大部在辽宁海城举行的战场起义。但该部起义整训三个月后，开往哈尔滨的途中发生叛变事件，一个团大部拖枪跑散。这都是投诚一方意志不坚定所致。但也有受降者处理不当的情况。比如较上述两次起义更早、影响也更大的邯郸起义就是。1945年10月，由高树勋率领新八军所部战场起义，直接促成了平汉战役的胜利。当年12月，中共中央还号召“开展高树勋运动”，促使国民党军仿照高树勋榜样，站到人民方面来。高树勋起义之后，所部改称为“民主建国军”。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编写过《邯郸起义》一书，由薄一波作序，含综述、回忆录、历史资料和文献等类，属于专题资料集。该书中，对于民主建国军的描述很简单，只说“民主建国军成立后，进行了严格的整训，开展了民主运动，组织了赴延安参观团（共两批），成立了建国学校和干训团，培养了大批骨干。从此之后，民主建国军官兵以新的面貌，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但后来发生的事就少为人所知了。
1947年6月14日，晋冀鲁豫军区突然宣称“高树勋要率部叛变”，派部队包围了高树勋总部和各军师团部驻地，将高树勋以下各级军官数百人关押起来，高树勋被送往军区反省，失去了自由，直至赴太原前线工作为止。民主建国军的许多其他人员则被关进神泉训练班审讯，其中有的被打死或残废，制造了不少冤案。邓小平1989年11月20日在会见二野战史编写人员时说：“我一直遗憾的是，后来我们对高树勋处理不公道”，这才算是正式将此案翻了过来。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高树勋纪念文集》中，收录有关于民主建国军被缴械事件一些回忆文章，但或许限于资料，对其深层次的原因，并未触及。
据申伯纯在1948年1月的敌军工作会议上的讲话，“45年11、12月间组织国军工作部，薄一波同志兼部长”，高树勋因抗战时期与中共搞过摩擦，故此认为他是“西北军的典型人物”，“军阀本质枪杆第一，为目的不择手段，一切都是利用，一切为了自己，愚而诈，狼毒，野心勃勃，反复无常”。这是对高的基本认识。
申伯纯在讲话中谈到对高树勋起义的看法，认为“高树勋起义最初是他自动找我们的，是他不见容于蒋介石而转向我们投机的。他的基本目的不是为了革命，而是为了保存实力扩大实力的”，“高在起义前供给我们重要的战略性情报，这对于我们上党战役的胜利是有贡献的。特别对于平汉战役的胜利，高的起义是有决定性的作用的”（滕代远在该报告上针对这句话批注：“他不起义，也可胜利，或须多伤亡数千人，解决战斗亦须多几天”）。
在这种认识下，申伯纯认为高树勋起义后还“给我们不少的麻烦”，表现在：
1、“长时间要派一个师（十七师）监视他的部队，防止他的部队逃亡和叛变，这是高自己向我们要求的。”
2、“高起义后，自恃有功，野心勃勃，要求当热河主席，要求组织类似民盟的政党”，并“以图扩大部队，并要求我大量给他补充人枪。”
3、“破坏群众运动破坏土地改革”。
4、“走私贩毒奸淫妇女”，“破坏群众纪律，扰乱社会秩序”。
5、“以种种藉口与国特保持联系”。
6、“增加解放区很大的负担”。
这些基本的看法和估价可以说是缴械事件的思想基础，但之所以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则和负责高树勋部改造的张力之有重大关系。
据百度，张力之为江西南城人，1914年生，原名张寿椿。1937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在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组训委员会工作，任山西决死队教导员、团政治处主任、牺盟总会宣传部部长、太岳军区敌工部部长、民运部部长、太岳陆军中学副校长。1943年任抗大分校三大队副大队长。解放战争时期，任解放军第十纵队政治部主任、第四野战军五十八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河南省委委员，河南省政府委员。1950年调中央统战部工作，任党派处处长、副秘书长。中共八大代表。1958年1月12日在北京逝世。
申伯纯的讲话内容可参见《敌军工作史料》（第4册），是1948年1月8日申在中央工委敌军工作会议上关于晋冀鲁豫军区敌军工作的补充汇报。关于高树勋起义后部队改造的过程，申伯纯申明：“关于这一项张力之同志和我谈话有一个记录照抄于后，这完全是张力之同志的意见”。申伯纯的申明，表明对于张力之的意见是有所保留的。但在正式出版的这份史料汇编中，谈话记录被略去了。实际上，这是张力之1947年8月24日和申伯纯的谈话记录。从张力之的谈话中，可以看出，对高树勋起义部队的改造，存在着一种极端不信任的态度。而以张力之为首的政工干部的意见，又不可避免会对军区领导人产生影响。最后对高树勋等所采取的手段，也很难说是恰当的。今根据相关资料，将谈话主要内容抄撮如下：
对于高树勋的起义，张力之认为：“起义性质，开始只认为被迫，逼上梁山”，“但这种了解还不够，还有反动积极方面，过来有所为，利用我们作积极反动，不认识后者，容易被麻痹”。如果说申伯纯等指出的高树勋起义有“投机”的一面，有其正确性的一面（实际中把这一面也过于夸大了），张力之的看法则完全是过“左”的认识，隐含的前提是将起义部队仍当作敌对势力。
对高树勋起义后的行为，张力之认为其：“维持封建家长统治保存实力，扩大实力，这是基本不变的，以不变应万变。如政工干部不当权，军事干部不要，又如去年六月要他参战他不肯（当时参战也不妥）”，“今年三月，他反要求参战（火线叛变），我要团为单位配合作战，他要求他自己带全部独当一面去参战，要求豫西作地盘，藉口不能受刘伯承指挥”；
“又如去年我建议精兵缩编，他搞十一个团的架子，要求补充新兵枪支，为此经常流露不满，我补一千多新兵他不满，要求五千”、“后来更明显的一个问题，他送二百多干部去军政大学受训，我将此批干部不送还，因此同我翻脸，大骂我们，提出要求要邢肇棠来交涉”；
“两边拉拢脚踏两只船。事变前才发现，起义后十多天即派其军需处长蔡锡五找侍从第三室李秘书找蒋表示忠蒋态度”；
“对外联络方式：1、接家眷；2、生产卖烟土；3、策动国民党军队过来，事变前后才认清此点。不但派人，还有电报联络”，“通讯机关抓紧，不让我插手”。
“他是唯利是图见机而作，他对国民党也是两条心，对我也是两条心，只是对自己一条心”。
按照张力之的这些认识，高树勋是早有火线叛变的预谋。但事实上张力之并不能拿出多少可靠的证据，他反复强调的事变前才发现的情况，究竟是否确实（当时已经对部分高部人员采取刑讯逼供的方式获取口供），也很难说。从后面他自己所承认的看，证据也是不足的。
对高树勋部，张力之所谈对策是：“发动士兵，麻痹上层，利用内部矛盾，对三大家族各个击破，最后全部击毁”。具体措施，先是“第一次民主运动，类似减租减息”，开始觉得效果不错，因而党委会准备47年春练兵3个月后准备参战，不搞翻身运动。但后来打消了练兵计划，又搞“第二次民主运动，一月份起一直搞到四月”，“类似土地改革”，“第一次尽量揭发，但不撤差，不处分，不还账，打拉两面，比较温和”，“第二次翻身运动一开始就是猛烈，打（不同意打，不压制）。口号，彻底翻身，士兵要作主人，斗彻底”，“撤换班长当兵，由兵提升班长”，“通过群众斗争撤换带兵官，发展党”，“经此一搞发现了特务组织，发现华源纵队，发现聂志超是特务头子”。
这么一搞当然就撕破脸皮了。张力之谈到：“发现特务组织后即逮捕了一大批，军官200，范高两系均有。高适不在家，高闻讯连夜赶回”，“高恐慌不满，大骂”，“以后用小广播散布高的反动，削弱其威信”，“高此时大叫过火，此时我仍坚持进行，改用零割细拉”。另外，还采用了麻痹政策、利用矛盾等手段，处理方式上显然都是过“左”的。
也正因为这么搞，最后矛盾激化终于酿成不得不武装解决的结局。当然，对此也会有不同的看法，针对疑问：“（1）全部军官都搞起来的问题。（2）这样搞是否鲁莽？”，张力之不得不承认：“事前征候很多，证据不足”。
针对“二军无征候也搞是否对？排以上军官不管平时是否进步一律搞起来是否对？”的问题，张力之的回答是：“（1）先下手为强是武装斗争，不是打官司。（2）就算冤枉了他们暴动，冤枉不了他们反动的实质。（3）一不做，二不休，所以连二军也搞。（4）防人之心不可无，最后不会冤枉人，有损失也可以补偿，扣押方式不同处理方式也不同”。张力之的这个解释，不要说把道义、政策丢在了一边，甚至连应有的策略也谈不上了。
针对此事对外的影响问题，张力之辩解说“若跑掉了影响更不好”。
由张力之的这个谈话，可知在处理高树勋起义部队的过程中，由高级领导人到派往部队的政工干部，都存在着极“左”的思想，处理方式也是很不妥当的。
614事件的拍板人是谁？在张力之谈话记录上，有滕代远的一条附记，正好可以解答这个疑问。附记中写道：“此事由中央局一波同志负责领导，在廿个月里，曾专门开过多次会议讨论如何改造为人民军队的问题”，“当他要带队叛变前，坚决彻底解决之”。
由此可见，民主建国军之被缴械，决策人是薄一波，有些文章中不点名的称为“军区负责同志”，应该也是指他。军区组织了前方指挥所，由滕代远副司令员负责指挥（参见李戈力《征程纪实》第96页）。刘邓当时在前线，对此事是不知情的。之所以发展至这样激烈的冲突事件，除了民主建国军本身内部情况复杂之外，和当时领导国军工作的薄一波、申伯纯等对高树勋这些起义将领不信任有很大的关系，尤其是受到了派往高部工作的张力之等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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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树勋部被：高树勋之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