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今天小编关注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关于刘小枫的问题，于是小编就整理了2个相关介绍刘小枫的解答，让我们一起看看吧。
文章目录：
一、刘小枫的主要专著
（1）《拯救与逍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2）《诗化哲学》，华夏出版社（2007）
（3）《拣尽寒枝》，华夏出版社，（2009）
（4）《重启古典诗学》，华夏出版社（2010）
（5）《施特劳斯的路标》，华夏出版社（2011）
（6）《设计共和》，华夏出版社（2013）
（7）《凯若斯》，华东师大出版社，2014
二、刘小枫的诗化哲学主要探讨了什么问题
再版记
我在北大的哲学硕士论文题为《从诗的本体论到本体论的诗》（全文约四万字），论文的内容就是本书的雏形。一般说来，在一篇论文中容纳这么多的内容，是不那么符合论文写法的。当时我只想，从德国古典哲学时期到现当代德国哲学的发展，有一条重要的思想线索一直未引起人们的注意，或者说一直无暇去注意。但德国近、现代哲学又一直是我国西方哲学史研究的重点，如果这条线不清理，未免给人以偏概全之误。所以，我甘冒泛而不精的危险，拼拼凑凑地把这条线粗粗拉出来了。不过在当时一点也没有想到不久的将来把它扩写成一本小书。
以上是1986年初版“后记”中的一段文字，时过境迁，这部二十年前的习作本来没必要再印。毕竟，虽问题脉络清晰，细部却过於粗疏——当然，再印也未尝不可，毕竟，连我自己也感到惊讶：国朝学界对浪漫主义思想的认识没有什么进展，认识浪漫主义的需求倒增强了。
二十年前，笔者孤陋寡闻，并不知道一些重要的西方思想史家已经强调过审理浪漫主义思想的迫切性。据说，20世纪的思想几乎没有不受德国浪漫主义影响的（1）：还有人说，浪漫主义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继希腊晚期（廊下派）和近代初期（马基雅维利主义）两次重大转折之后的“第三次重大转折”（2）
同样值得注意：在浪漫主义兴起的时代，就已经有人出来反驳浪漫派的审美主义了。思想史上一般讲基尔克果如何攻击黑格尔，其实，如果不看到基尔克果也攻击谢林、施莱尔玛赫的审美主义，就令人遗憾了。（3）
如果什么是精神不能被审美地定义，美学怎么能回答一个对它来说显然不存在的问题呢？否认个别异教徒和所有异教国家已取得的那些曾经激发过并仍将激发诗人灵感的惊人业绩是十分愚蠢的，否认异教徒夸耀的那些从审美上讲简直难以充分赞美的光辉范例也是非常愚蠢的；否认在异教世界中自然人能够并确实过着一种从审美愉悦上讲非常丰富的生活，否认他能以最优雅的方式用任何可爱的东西来满足自己，甚至让艺术和科学加深、美化、精炼他的欢乐，似乎也非聪明之举。不，问题在于，无精神的审美范畴不提供什么是、什么不是绝望的标准。（基尔克果：《致死的疾病》）
早期浪漫哲学侈谈有限与无限及其综合，审美就是这种综合的绝对中介。在基尔克果的主要论著(《恐惧与战栗》、《致死的疾病》、《哲学片断》、《不安的概念》，均已有中译本）中，主题恰恰是这个审美精神无法应付的绝望精神。基尔克果显然是针对早期浪漫派、而非黑格尔。然而，对于审美精神来说，既然绝望根本不是一个问题，也就没必要反驳它，除了这样一点：审美精神自以为比绝望精神高超。
基尔克果用什么来反驳审美主义？
基尔克果的思想有两个来源和组成部分，分别由西方精神史上的两类灵魂的典型形象来代表：犹太先知亚伯拉罕和雅典哲人苏格拉底。亚伯拉罕的“恐惧和战栗”与苏格拉底的理性怀疑在绝望中相遇(参见《哲学片断》，翁绍军译，北京三联版1996）。基尔克果对审美主义的反驳，主要继承的是苏格拉底对戏剧诗人的反驳——柏拉图《王制》中记叙的哲学与诗的争纷，变成了活生生的思想争纷。
不过，浪漫主义哲学并非古老的哲学与诗之争的简单重复：浪漫哲学反驳启蒙理性哲学、捍卫所谓“真正的”哲学，主张哲学应成为诗——诗与哲学的同一，使得现代语境中的哲学与诗的争纷更为错综复杂。
在基尔克果那里，我起初注意到的并非其先知亚伯拉罕和哲人苏格拉底的立场，而是其思想的复调言述。通过假名写作，基尔克果一再彰显审美精神据说有一个“欺骗性”的意图：不从要表达的主张出发，而是从其他想象出发。审美主义就是这样的一种想象，但不是幻想；也不能说它是一种低于基督徒精神的生存状态，毋宁说是另一种生命感觉——从这里倒是可以看到狄尔泰在二十世纪初提出世界观类型论的用意：消弭审美主义带来的新的精神紧张。在基尔克果的复调言述中，如此审美精神得到堪称极致的发挥，以便让它在撞上绝望时把自己的窘态暴露得一览无余：“每一种美的生活观都是绝望的，每一个按审美方式生活的人，无论他知道与否，都处于绝望之中”（基尔克果：《或此或彼》，阎嘉译，北京华夏版2007，下卷，页202）。
写作《诗化哲学》时，我还没有感觉到这现代之后的审美思想中的惴栗，绝望的主题便历史地留给了《拯救与逍遥》。《诗化哲学》的论题倒是已经触及到我后来处理的现代性问题。理解“现代性”及其思想渊源，是20世纪思想界的基本诉求——中西学界皆然。从汉语思想的传统及其现代性问题出发进入这一问题，不仅德国浪漫哲学思想，而且整个欧洲的审美思想与中国审美思想的内在亲和性就完全不同了。
“诗化哲学”的提法在当时国朝学界某些同行眼里是黏糊糊的提法……现在看来，这些朋友过于低估了这种看似黏糊糊的哲学方案的政治力量。
“诗化哲学”的提法不准确？
1999年五月，我去德国讲学，碰见颇有影响的哲学家、思想史家Peter Koslowski。他研究过、而且还在继续研究德国浪漫主义哲学。当我们从施米特聊到德国浪漫哲学传统时，他拿出自己的《现代性神话：恽格尔的诗化哲学》（Der Mythos der Moderne ：Die dichterische Philosophie Ernst Jüngers，München 1991）一书送给我。我对他开玩笑说：我的书早于他的书十五年，而且“诗化哲学”的德文用法（diedichtendePhilosophie）比他更准确，因为，我采用的是诗化哲学的大师自己的用法：dichtend一词尽管是生造，但并非笔者所为，而是德语大师海德格尔的构造。
恽格尔是文人，从魏玛民国后期到纳粹年代那段时期，与海德格尔、施米特并称时代精神的三杰。他以类似鲁迅杂文的短作见长，称现代世界以孤独为条件，因而是难以概括的“紧要关头”。在这样的历史关头，鲁迅讴歌毛泽东称赞的“硬骨头”精神，恽格尔夸耀士兵精神：“进攻不过是一种休养、一种愉快的行动”(恽格尔，《机器之歌》，见拙编：《德语诗学文选》，华东师大版2006）。
士兵精神还在德国思想文化的血液中，正如鲁迅的“硬骨头”精神还在滋补无数中国文人、学者的脊髓。鲁迅精神是否是我们根本还没有认识的那种与恽格尔精神具有同构型的浪漫精神？鲁迅无论读过还是没读过恽格尔，都与我这里所说的同构型不相干。这种同构型产生自一个时代中民族及其神圣帝国的精神传统，甚至人的某种类型的性情血气，并不需要靠文字来传递。
最出乎我意料的是浪漫派哲学与后现代的关系：本书初版时，后现代哲学在西方正挥洒自如地形塑着自己，随后便有熟悉那段19世纪思想史的学者Ernst Behler出来指出德里达与施勒格尔的关系。到了21世纪，德国学界也出版了一本书叫“诗化哲学”（Ansgar Maria Hoff，Das Poetische der Philosophie，Bonn 2002），说的就是施勒格尔－尼采－海德格尔-德里达。
初版后记说：本书“拼拼凑凑把”德国浪漫主义这条思想线索“粗粗拉出来”，不是自谦——“拼拼凑凑”凭着一种自己也不甚清楚的感觉、甚至初生之子的大胆。我至今没有读到过西方学者“粗粗拉出”这条线索的专著，然而，我的这种感觉从别的相关论著得到了证实。这并非是说，我的理解和把握足以堪称切实、深透。恰恰相反，当时学界时髦的异化理论和所谓作为“人类学”的美学理论妨碍了我对德国浪漫主义及其问题的理解。对我来说，这部习作既无法扔掉，又不能一字不动重印(十年前坊间出现了重印本，既非我的过失、也非出版社的过失，而是国朝法律秩序的疏漏，让盗印的书商占了一回便宜）——本书的历史意义更多在于，它提供了当代中国思想史的一部反面教材：德意志哲学是一个危险的陷阱。如果我们今天再不遗弃康德、黑格尔，从近代哲学的根子上往前探索，而是追随海德格尔往后追逐后现代，即使再有一个二十年，我们对西学的认识仍然不会长进。
除订正初版中的讹诶、删削重复和辞不达意的文辞，这次再版在内容方面没有改动，尽管一些说法如今看来实在雅气十足。对汉语学界来说，理解西方哲学是非常艰难的历史任务，需要数代学人不懈努力，能否完成也还是未知数。不消说，本书对浪漫哲学的理解相当初浅，不少表述囫囵吞枣，一些原文的翻译也颇为生硬，显然尚未吃透原义——倘若现在来写这样一本书，即便框架和线索不变，也会截然不同。尽管如此，我不想、也没必要修改或重写本书。当然，“浪漫美学”的提法是当时应付所学专业编造出来的(为混到文凭），正确的提法应该是“浪漫哲学”，现在改过来，亦算文辞上的改动——我无意让本书变得面目全非，倒是想尽可能让它保持原样，作为理解西方现代思想的踉跄步态立此存照。
本想补充一些文献，做了一点后发现收不住，干脆算了；注释形式仅免除了重复，无法按现在的学术规范补足（比如说书名原文之类）。
到此，以上就是小编对于刘小枫的问题就介绍到这了，希望介绍关于刘小枫的2点解答对大家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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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枫：刘小枫新国父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