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长城图局部，《明长城考实》（1988年）来源：长城小站
光绪五年《永平府志》抚宁长城图局部 来源：抚宁区档案馆
编者按：长城始建于春秋战国时期，横亘于中国北方大地2000余年，如今已是断断续续的遗迹。为人熟知的八达岭、司马台等景观长城区段只占万里长城的5%，其他部分逐渐被人遗忘。2016年12月是《长城保护条例》出台十周年，第一财经N+将2017年的第一个镜头，对准老去的长城与其保护者。
明朝是最后一个大修长城的朝代，今人所见的长城多是当时修筑。我们从北京境内的箭扣长城出发，途经金山岭、古北口，终于河北抚宁。这四段长城在明代共属蓟镇。由戚继光管辖、督造的近1500里蓟镇长城，被认为是万里长城最坚固而华美的一段。500年过去，每一段城墙都经历了难以磨灭的岁月洗礼，而那些质朴的长城保护员，或许是这个国家与长城接触最为频密的一群人。
箭扣长城，残破的敌楼 摄影/王晓东
箭扣长城上的砖 摄影/胡军
相关链接：长城总长21196.18公里、跨越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404个县，现余遗存总数43721处(座/段)。其中，明长城人工墙体为6259.6公里，保存较好的仅有513.5公里，不足总长的10%。而已经消逝或仅余痕迹的段落则分别为1961.6公里及1185.4公里。（数据来源：国家文物局）
时近中午，金山岭长城，巍峨耸峙的将军楼飘出一阵速溶咖啡的香气，拱破了笼罩于此的阴霾天气。
一身红色运动服的周万萍端出咖啡，娴熟地与一名中国导游寒暄，后者正带着40多位外籍游客在此游玩。周万萍是一名摄影师，经营着此处的茶室以及山下二道梁子村一家农家宾馆。不远的边墙上，长城保护员林常友正在巡视，几名同村妇女则叫卖着周万萍的两本长城摄影集，售价分别为118元和168元。
距金山岭300公里的秦皇岛界岭口村同样毗邻长城，却是另一番景象：草木凋零，人烟稀疏，房屋瓦片破旧、木桩倾斜。60岁的长城保护员乔国华拿着镰刀走下长城，几天前，他的腿被荆棘划破，步履有些蹒跚。
这是中国唯一一部单体文物法律《长城保护条例》颁布后的第十年，在这座矗立于中国2000多年、无比庞大的建筑，经历着被损毁、被修复、被抛弃、被保护。长城的每一段都因它所处的位置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而生活在它两边的人们，也共同经历着命运的起伏。
周万萍在金山岭长城脚下二道梁子村经营一家规模不小的宾馆，年收入“大概几十万” 第一财经图
金山岭长城，将军楼上的弹孔 摄影/胡军
张艺谋新片《长城》剧照 来源：网络
野长城之痛
当我们的航拍机从古北口卧虎山长城一段残破城墙缓缓起飞时，蝉鸣般的声响回荡在山间，刺破了这里的寂静，好像激起了长城修筑者的喘息以及长城抗战时的刀光剑影。
古北口长城守护者、古北口镇旅游办主任王长青的记忆里，这片苍凉的区域是他儿时的乐园。割柴禾、刨药材，累了，就坐在城墙上与伙伴们抛石子玩，渴了就摘山里的山楂和酸枣。后来，部队来了盖军营，铁路来了炸一段，加之造房子、盖猪圈，长城变得更荒凉残破了。上世纪80年代初，王长青写过一首诗，期待人们能够保护这段长城。“长城像父亲一样，用宽大的肩膀来辅佐我们。”
以“险峻”著称的北京箭扣长城正遭受着另一种破坏。《万里长城》杂志编辑部主任郑严说，箭扣是很多户外爱好者必到之地，其遭受的损害，是中国野长城中的典型案例。箭扣长城顺山脊绵延，一路攀缘而上，许多城墙都已坍塌，乱石匍匐于地面。没有城墙的遮挡，道路两边的峭壁直入眼底，令人胆寒。
山下几处“禁止攀爬”的标牌，以及年年都有的坠崖、失踪案件，没能阻挡前来攀爬的人们。据统计，每年来此攀登长城的人数超过20万。相比金山岭的规整严谨、设施齐备，如箭扣、古北口这样的野长城因其古旧苍凉、原汁原味对“驴友”独具吸引力。“每年那么多人上去踩，那么多年也没有修过，城砖都被踩成了砖末。”郑严甚为痛心。
事实上，金山岭长城开放段的5公里，每400到500米之间就有一个专职保护员看护。而在未开放段的10多公里，管理不可能像景区一样严格。北京与河北的几段未开放长城中，保护员一般一月上山数次，看管范围5至10公里，根本无法阻挡纷至沓来的旅游者。
“长城的伟大在于它的长，现在保护面临的所有难度，也在于它的长：不能封闭看管，不能收藏起来。”中国长城学会常务副会长董耀会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说道。
去年12月12日，国家文物局对《长城保护条例》实施情况专项督察情况进行了通报，“驴友”攀爬的问题依然被认为是长城保护中存在的问题之一。此外，村民在长城边放牧、在城砖中挖蝎子、大规模种植经济林，都会对长城本体造成破坏。终止破坏行为却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许多村民世世代代在长城边上放牧、种地、造林，改变习惯或放弃眼前利益谈何容易。
“这就像弹钢琴一样，今天这里倒了一段，明天那里塌下来一截。”第一财经记者跟随长城学会常务副会长董耀会攀爬至箭扣长城的鹰飞倒仰处，俯瞰两边，山势陡峭，寒风冽冽。站在最新修复的一段城墙边，董耀会感慨，“它是整体老了。”
在他看来，现在长城保护在执行上最大的难点就是人手和资金缺乏。1米一到两万元的修缮成本，的确令中央财政较难负荷。“一个县100多公里的长城，一般也就2到3个管理者，怎么够?”长城沿线的许多县也没有足够的资金来保护，“不管是人力还是经费，仅仅依靠政府都不够，如何动员社会力量来保护长城是需要探索的一条路。”
1877年英国摄影师Thomas Child拍摄的八达岭长城。它是所有长城景点中开放时间最早、规模最大的长城段 来源：网络
箭扣长城，“驴友”在城墙边走出了一条捷径 摄影/王晓东
修复长城不在技术，在理念
秋雨后的金山岭、大雪中的金山岭，还有漫天星空、超级月亮来临时，金山岭长城官方微博上的“每日金山岭”栏目，几乎每天都会发布不同姿态的长城图片，拍下这些照片的正是郭中兴。每天清晨与傍晚，他都要上一次长城，视察情况，也拍下一些照片发在社交网络上。“说好了是每日金山岭嘛!一天不发，总觉得自己是食言了。”
多年来，金山岭开放段的5公里区域，郭中兴不知走过几遍。拍照对他而言，不仅是爱好，也是深入觉察很多问题的机会：“你说修旧如旧，但如果不走近它，不设身处地去想，真的是做不到。”2012年，金山岭长城申报一个防雷项目。当时，设计单位计划在敌楼上打上两道抱箍，并在敌楼四角装高约2米的避雷针。出于长城整体风貌的考虑，金山岭方面放弃了这个计划。
随着技术演进，避雷带逐渐取代了避雷针。但郭中兴依然不满意，“很多敌楼都是残破的，不规则形状的，避雷带依旧会显得比较显眼。”明年，他们计划在长城安装一种新型避雷针，平时体型微小，一遇雷电便自动升起。“有没有审美能力，还是不同的。说到底，这需要用心，还要讲良心。”郭中兴说道。
在国家文物局遗产处负责人看来，1980年代修复的金山岭长城堪称长城保护与修复的模范。“理念一直在变化，但金山岭长城的维修并没有过时。我们一直坚持要按照金山岭长城的修缮标准，尤其是这种干预程度来修。”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该负责人说道。
正式开工于1983年的金山岭长城修缮工程，之前并没有多少范例可以参照。据郭中兴介绍，长城修复之前，国家文物局派驻金山岭的专家在此地居住了4个月，确定沿用“修旧如旧”、“最小干预”的思路，用老砖修复，数量不够，就用老砖包面，以保持原来古朴质感。当年，长城修复推进也不快。1983年试修50米，1984、1985年共修复2000米。自1986年开放后的28年中，金山岭长城再也没有大范围修复。直至2014年的新一轮维修工程中，工程队又修复了700米。“对于长城修缮来说，技术不是问题，关键是理念。”郭中兴告诉第一财经。
与金山岭、司马台不同，古北口长城一向以“原汁原味”著称，历史上从未经历大规模修缮，基本保留明长城原本的样貌。“我们这儿和金山岭长城是完全不同的。主要以抢修为主，这样人们可以对文物原貌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刚被国家文物局授予“文物保护特别奖”的王长青告诉第一财经。“复建”与“抢救性修复”之间，涉及不同的历史观与审美取向。
在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馆员尚珩看来，把握“修旧如旧”、“最小干预”的原则，尺度拿捏是十分微妙的，其造成的结果更是千差万别。曾参与2006年长城普查的他认为，长城修复的成功与否，考古与文献资料所提供的依据极为重要，修复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设计者对长城原貌的理解。“很多时候，你单说工程质量可能并没有问题，但就是修得十分难看，因为没有依据。”在他看来，大部分长城修复工程的施工质量是没有问题的，但对原形制的把握确实是一个十分微妙又颇具综合性的问题。每一个建筑构件的尺寸、相互之间的比例都需要与周围尚存的长城协调、配套。
原则上，因为长城属“世界级遗产”，其维修经费基本由中央财政支持。至于旅游景区开发的费用则由地方承担，其维修方案也需要报批国家文物局并由文物局审核。但即便如此，具体做法上，长城保护水平依旧有着较大差距。2016年9月，一则“最美野长城被抹成水泥地”的消息引发热议。位于辽宁省绥中小河口长城的一段城墙与地面被灰色路面覆盖，被网友戏称是把“长城”修成了“水泥路”。此后的国家文物局的调查报告指出：该工程中使用的“三合土铺平夯实”(即“抹平”)措施，存在洽商过程不规范、记录不完整，且未按照《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报辽宁省文物局备案。
2014年7月，河北秦皇岛板厂峪长城159号台修复工程现场。除了技术人员，参与修复工作的基本都是板厂峪村，许姓为主，均为义乌兵后裔。 来源：视觉中国
山海关长城字模印文砖，烧造于明万历十二年（1584年） 来源：网络
长城旅游改变的命运
影响长城修缮的，不仅是技术与保护理念。对于生活在长城沿线的人们而言，长城意味着一份营生，它是如此具体地影响着日常生活，以至于我们把目光转向长城脚下的人时，这个问题显现得更为复杂。
1983年，周万萍与二道梁子村的乡亲一起，参与了金山岭长城的修缮工程。他们将砖石、白灰与水背上了残破的长城。大砖24斤，薄砖18斤，每个人上一次山只能背两块砖。直到现在，修复长城时大都沿用古法，采取“人背马驮”。
这些辛苦劳作的人或许不会想到，持续3年多的工程就此改变了整个村庄的命运。1986年，金山岭长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并对外开放，二道梁子村的村民也由农民变成了商人。
周万萍开始了他30年如一日的长城拍摄生涯，5年后，他开了自己的农家宾馆，为来往的游人提供住宿、餐食以及导游服务。“年景一年比一年好。”他告诉第一财经，宾馆年收入“大概几十万”。郭中兴告诉记者：二道梁子村的人均年收入达2万元，这在整个河北滦平县都是数一数二的。自1970年代起，就常有人开车到此次旅游。现在，几乎每户人家都以旅游接待为业，人人能说几句英语。
金山岭景区大门高大巍峨，顺着一块指路牌，第一财经来到了景区大门边的这个村庄。顺水泥铺就的斜坡向上，农家宾馆整齐排列着，光鲜醒目的广告牌标示着每家宾馆的名号。当地村民告诉记者：与中国大部分农村不同的是，二道梁子村几乎没有外出打工的年轻人，98%的人都在村里工作、经商。“1989年前，外出打工的还比较多。1990年代，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做点小买卖就能有不错的收入，也就没有人外出了。”周万萍说。
同样毗邻金山岭长城，距此不远的麻地南沟又是另一番境况。与二道梁子村已经通上暖气、普遍使用太阳能电器不同的是，麻地南沟的许多家庭至今支着磨盘，用柴禾烧火。在郭中兴看来，与二道梁子以及一山之隔的花楼南沟相比，处于长城未开放段的麻地南沟“相差20年”。“差别太大了，这就是旅游带来的生活上的变化。”他说。
“作为一个整体，长城保护应该作统筹安排，但长城跨越的400多个县中，超过一半为国家级贫困县。每个县的经济、文化、思想观念情况都不一样。”多年参与长城考古，尚珩目睹了一些地方因为修桥修路，直接从长城墙体穿过，或将烽火台炸毁。在他看来，这些行为近两年已经得到遏制，但一些隐性破坏则悄然蔓延。一些地方对长城的修复本身带有破坏性，同样无法逆转，其中就是旅游开发的冲动所致。“谁开发,谁管理,谁受益”的政策下,开发长城旅游资源对于当地居民而言，意味着巨大的现实利益。
对长城的不同开发思路也造成了沿线各地巨大的收入差距。长城沿线，为人们熟知的旅游开发区仅仅是万里长城的5%，其他或位于偏远地区，或盘踞崇山峻岭，容易被公众遗忘。如二道梁子村那样享受长城旅游红利的仅是极少数。“事实上，搞旅游开发的地方是极少的，长城两边大部分村民都是普通农民的生活状态。当然，我们保护长城，是为了给子孙传下去，让后代有更大的利用空间。”董耀会告诉第一财经。
秦皇岛的界岭口是通往辽、蒙的重要关口，亦是长城抗战战火最炽烈之处。如今，战场狼烟散去，雄踞于崇山峻岭之间的关堡与边墙也悄无声息地存在于界岭口村村民的生活中。
抚宁县的板厂峪、董家口已经开发成为旅游景区，界岭口村毗邻的这段长城依然未经商业开发。然而，商业大潮来临之前，一些现代化设施已侵扰了此地的苍凉旷远。长城附近的电线架支起一根根电线，从上空划过，据说这是1990年代的工程。不远处的长城脚下，一座簇新的二层房屋紧贴着长城城墙，依山而建。
那个寒冷的午后，这座有着1000年历史的村庄显得静谧，村口的大路两边堆着山上经济林中摘下的苹果，妇女在路边出售家中的农产品。看到有几批外来游客进出村庄，几位村民带着地瓜干、梨子、公鸡与药材到村道边摆摊。从长城下山的乔国华路过这些小摊，将我们介绍给路边的村民。“采访没劲，要是有一天，能有几个投资商来这里投资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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