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记者 张妮】编者的话：“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鲁迅的一个诗联，也是他人生态度的宣示。过去，很多照片、绘画、雕塑中，鲁迅的形象是“横眉冷对”，那么，他“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一面又是如何表现？和平时代的年轻人又该如何走近他？今年9月25日是鲁迅140周年诞辰之日，北京鲁迅博物馆常务副馆长、《鲁迅家书》编注者黄乔生近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称，他希望通过整理注释鲁迅的家书，尽可能还原鲁迅的本来面目：“我们希望描绘出一个全面的鲁迅形象，让青少年走近他、亲近他。”

家庭对鲁迅的影响是决定性的

虽然鲁迅从事的社会活动很多，但家庭是他人生轨迹的重要线索。“把这些饱含日常感情、情绪的书信放在一起会发现，家庭对鲁迅的影响是决定性的。首先，因为母亲安排的包办婚姻，他可能对母亲心里有所不满而又隐忍。他接受了婚姻，中间也和许广平恋爱生子，但直到晚年他还在为原配提供生活费。这种社会道德约束跟个人情感之间的冲突影响了他对其他家庭成员的看法。直到中年，他还理解不了家庭的快乐和喧闹，这或许是导致他与弟弟周作人失和的原因之一。”黄乔生认为，鲁迅的家庭生活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他不同时期的作品风格。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曾讲述自己以前的生活状态，大意是他一度很悲观——不只是对政治的悲观，还有对家庭生活的悲观，几乎到了不想再留存世间的程度。周作人曾谈到，鲁迅唯一的爱情小说《伤逝》写的不是恋人，而是他们兄弟之间的决裂。

“鲁迅早期的很多作品，都能让人感觉到孤独感。比如，《祥林嫂》《药》都充满阴郁之气，作品中很少描写家庭生活，即便恋爱都写得比较缥缈。”黄乔生说，在创作散文诗集《野草》的过程中，鲁迅内心的矛盾达到极致，可以说是在生死之间抉择。如《影的告别》一文这样写道：“我不过一个影，要别你而沉没在黑暗里了。”

黄乔生认为，在跟许广平的交往过程中，鲁迅的内心慢慢融化，散文集《朝花夕拾》的创作就是他内心回暖的过程，里面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藤野先生》等文章都是带着温情回忆过去。鲁迅在家书中也谈到祖父、族群中的一些人，以及绍兴的地方文化对他的影响，王阳明等很多大师都是绍兴人。“家庭、家族、地方文化、社会生态，把这些脉络追溯下来，放在一起，才能更立体、全面地理解鲁迅。”

书信中的鲁迅侧面

在整理家书的过程中，黄乔生还发现了鲁迅不为人知的一面。比如，在跟许广平的通信中，他会议论一些自己看不上的文人学者。鲁迅和许广平当年在编辑出版《两地书》时把这些内容删掉了，怕引起口舌之争。但《鲁迅家书》依据原稿，恢复了这些内容。在给母亲的信件中，鲁迅呈现了与他严肃形象反差较大的轻松有趣一面，而且多是与儿子海婴有关的。比如，“近来似较为听话，不甚无理取闹，当因年纪渐大之故，惟每晚必须听故事，讲狗熊如何生活，萝卜如何长大等等，颇为费去不少工夫耳。”

还有一些信件内容读起来有心酸之感。如鲁迅向母亲解释自己身体不好又不能停笔休息的原因：“因发热，躺了七八天，医生也看不出什么毛病，现在好起来了。大约是疲劳之故……卖文为活，和别的职业不同，工作的时间总不能每天一定，闲起来整天玩，一忙就夜里也不能多睡觉，而且就是不写的时候，也不免在想想，很容易疲劳的。此后也很想少做点事情，不过已有这样的一个局面，恐怕也不容易收缩。”

据黄乔生介绍，鲁迅写给母亲的信大体是报喜不报忧，但在给爱人许广平的信中，鲁迅则更多袒露自己对人生的真实思考。如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我想，苦痛是总与人生联带的，但也有离开的时候，就是当睡熟之际。醒的时候要免去若干苦痛，中国的老法子是‘骄傲’与‘玩世不恭’，我自己觉得我就有这毛病，不大好。苦茶加‘糖’其苦之量如故，只是聊胜于无‘糖’，但这糖就不容易找到，我不知道在那里，只好交白卷了。”

鲁迅精神的现实意义

“虽然在鲁迅的家书中能看到他温和亲切的一面，但我想强调的是，刚毅是鲁迅贯穿始终的品质。他犀利的眼光、抗争的精神、反省的意识、批判社会的责任担当，即便在后期温馨的家庭生活中，仍然没有失去，他始终是一个战士。”黄乔生认为，如果没有刚毅的一面，鲁迅就失去了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意义。“鲁迅被誉为中国新文学第一人，新在哪？鲁迅真正把‘人’确定在文学的中心位置。他表现的是人的精神气质，是为人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创作文学。《呐喊》中的祥林嫂、《白光》中的陈士成，读者看后会感觉有一块石头压在心头。他要叫醒人，启发人，提升人，要给人指引，这是他所有文学作品的出发点和力量所在，也是鲁迅的伟大之处。”

“我们现在强调文化自信，鲁迅对中国文化有没有自信？当然是很有自信的，但自信是建立在自我解剖的基础上。”黄乔生表示，鲁迅曾有过“沉默的十年”，就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1909年到写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的1918年，他很少发表作品，而是一门心思研读、剖析中国古代文化，比较中外文化，最后形成自己对中国社会和民族性的理解，得出中国人究竟应该怎么自信、怎么前进的结论。

黄乔生认为，《拿来主义》《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吗？》这两篇文章应被视为鲁迅晚年的文化定论。此外，他在逝世之前几个月还写了《立此存照》的系列短评，讲中国人如何更严格地审视及健全国民性格，这也是给国人留下的文化遗嘱。“现在，我们仍然需要鲁迅这样的人，他不是躺平的人，而是站直的人！现代社会，我们面临丰厚复杂的中华文化传统，如何去整理吸收传承？我们同时面临丰富多彩的国外文化，怎样去辨别吸收融合？我们更期待像鲁迅这样的巨匠、大师出现，把这条路继续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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